不忘初心  读懂左权

第四章 长征路：万水千山只等闲

1950年《人民日报》发表《左权将军传略》说：“左权同志为我国有数之军事家，他在战略战术方面的成就，实融会1925-27年大革命时代、内战时代及苏联红军最进步的战术，为中国著名的游击战术创造人之一。”

为什么左权会成为著名游击战术创造人？他的成长具备怎样的条件？

第二讲我们主要谈了黄埔军校给了他理想与信念，第三讲我们主要谈了伏龙芝军校给了他军事思想与方法。回到中国之后，他欠缺的是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那么，他具备吗？

第一，李立三分配工作的作用。

左权从苏联学成回国后，中共中央的负责人是李立三。这是左权湖南醴陵的老乡。李立三也是从渌江中学出来的学生，1915年到长沙在报上看到第一师范的“二十八划生”的征友启事，立马前去，由此结识了他一生中重要的朋友。这个“二十八划生”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因为毛泽东三个字按繁体字书写共28划，所以年轻的毛泽东取个化名为“二十八划生”。

李立三后来到湘军当了兵，师长程潜不仅是他的醴陵同乡，还是李立三父亲的师兄弟，于是程潜赠钱给李立三让他到北京读书。到京后，他又报考了赴法勤工俭学，于1920年初到达法国。

1922年，李立三回国，早年结识的“二十八划生”让他去安源煤矿做工运工作，他在那里发展了党的组织。1924年末，中共只有党员900人，其中安源煤矿的党员就达300人。1926年，他又到武汉领导工运，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李立三最先提议在南昌举行起义。起义中，他担任前敌委员并兼保卫处长。靠着工运中的突出表现和危急时刻一往直前的精神，李立三随后被推入党的领导核心之中。在1928年召开的中共“六大”上，李立三当选政治局常委，随后任中央宣传部长兼秘书长。1930年春，周恩来去了苏联，李立三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

左权一行到达上海的时候，正是他的老乡李立三当家的日子。过去他们是否有交情尚不清楚，但这时候一定说起了许多家乡的事情。与左权同时到达的还有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同学刘伯承、陈启科、刘云、黄第洪。

1930年12月，当左权在苏区被提拔为中国工农红军新12军军长的时候，与他一同回国的5人已经只剩他与刘伯承了。刘云、陈启科、黄第洪和左权一样都来自湖南，年龄相仿，都才20来岁，在异国军校共同求学3年，回国当年就都没有了。我不知道同是醴陵人的李立三是否对左权有些偏爱，故意挑选了这个小老乡派往苏区，派往他自己的朋友毛泽东身边。如果说左权从一个醴陵乡下孩子成长为一个出色军事家有三个环节是异常重要的话，那么这些环节都是另一个醴陵人在主宰着：南下广州、赴俄留学、进入苏区，背后的作用人是程潜、李明灏、李立三。

李立三是否预料过左权到了苏区是最安全，也最有发展前途的？李立三是否认为他早年的朋友毛泽东会在未来的时日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李立三是否想过他把左权派往毛泽东身边会得到格外的提高与关照？

反正，冲破重重阻挠，25岁的左权到苏区来了！

左权到达龙岩的时间是那年的6月，他来到闽西根据地担任中国工农红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教育长。这是他人生的第一个职务，黄埔时期的那些小职务现在看来已经算不得什么了。

第二，在毛泽东身边尽快成长。

1930年1月，毛泽东面对当时的国内形势，致信林彪，这就是著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这封信中，毛泽东阐述了“工农武装割据”对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重大意义，提出了中国革命和武装斗争道路的基本思想。他指出：我们必须要有“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的观念”。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国家，“工农武装割据”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是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这样的思想一定影响刚刚留洋归来的左权。我觉得这样的影响对左权来说是异常幸运的。虽然左权也从湖南农村来，但是他毕竟在国外呆了5年，对于国内复杂的形势一定比身在其中的毛泽东少。正确的理论要结合具体的实际，避免教条主义式的抄袭。务实，有针对性，这应该是毛泽东对左权的最早的影响。

在闽西红军军官学校的时间并不长，但左权为红军培训了200多名基层干部。这年年底，左权出任闽西工农革命委员会常委和红军新12军军长。

12月29日，他和新12军政治委员施简就闽西苏区工作及红军情况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是目前可见的左权留下的最早的工作文字。

在这份报告里左权以调查研究为结论的基础，他把自己了解到的真实情况报告给中央：“中央南方局对闽西的情形非常隔膜，尤其是对红军数量上估量过大，与这里的实际情况相差很远，即省委亦不甚明了。……南方局以为闽西红军数量约有1万支枪，总合闽西共有4万武装，实际上闽西红军和整个闽西武装与南方局所说的只为1/10。”

左权到闽西的任务本来是执行“巩固苏区，与东江苏区打成一片”战略计划的，但面对实际情况的制约，左权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的观点：“我们要反对在这样的情况下迟疑不决或者留恋于没有希望的胜利。……无论在主观上客观上都不可能马上再入东江。……建设和巩固闽西根据地，肃清残匪，巩固内部是闽西党和新12军的主要任务。”

这样的一个结论，与毛泽东的思想是暗合的。尽管现在我无法断定他是否已经见过毛泽东。

有一份关于徐特立的资料这样说：“1930年，徐特立结束了在苏联的学习生活，风尘仆仆地回到了国内。在宁都小布赤坎，有一幢两层楼的民房，这便是红一军团的总部。在这里，徐特立见到毛泽东、朱德，见到了同是老教育家的董必武……新朋故旧喜相逢，说不出的亲切和激动。从此，他就与毛泽东、朱德、董必武、左权等住在这幢简朴的民房里，共同开创开天辟地的伟业。”

但是江西宁都的小布村赤坎是中共苏区中央局、中华苏维埃中央命军事委员会、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和红军无线电通讯队驻扎过的地方。红一方面军司令部驻扎于此的时间1931年1月上旬至2月下旬。左权是1931年2月起到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任作战参谋的。我想即使关于徐特立的资料记述有不准确的地方，但最晚到1931年，左权与毛泽东的交往就频繁了起来。毛泽东可以更加直接地影响这个湖南小老乡、年轻的“海归派”。

毛泽东生于1893年，比左权年长12岁。他们的属相是蛇，我们喜欢美称其为“小龙”。

一个是中国革命的最高领袖，一个是中国革命的中流砥柱，在他们这些相处的时日里，38岁的毛泽东的思想一定照亮了26岁的左权的一生。是像左权一样的一大批军事家，将毛泽东高瞻远瞩的思想灵魂，具体化为可以操作的方案与行动，最终完成了中国革命的伟大事业。

1931年9·18事变之后，毛泽东、朱德、贺龙、彭德怀等在9月25日联名发表文告坚决主张抗日。但是在中共中央占统治地位的是以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思潮。毛泽东的处境因此变得艰难了。1931年11月的赣南会议，教条主义者把毛泽东坚持的从实际出发、反对本本主义指责为“狭隘经验论”。在土地革命问题、根据地问题上都对毛泽东的主张发起攻击。在军事方面，他们指责红一方面军保留着“游击主义的传统”，忽视“阵地战”和“街市战”。

毛泽东虽然被排除在中央苏区红军领导之外，但由于毛泽东的威望，他在遭受严厉批判的情况下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县叶坪村举行，晚上，毛泽东和代表们一起参加提灯庆祝晚会。那个会议决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设在江西瑞金，这样，第一个红色首都在遥远的年代诞生了。

经毛泽东点将，左权任红5军团第15军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一到任，左权立即在起义部队中贯彻党的建军思想，提出“军阀主义是头号敌人，必须首先打倒它”的口号，迅速肃清了部队中的旧军人作风。

1932年，距左权离开这个世界还有10年的时间，他27岁，以一个成熟的军人形象开始正式登上中国革命的历史舞台。从湖南乡间的小爸爸，到黄埔军校的学生军，从一个风华正茂的海归派，到从毛泽东身边成长为中国实力派军官。面对复杂的政治斗争，左权知道了不气馁，逆境中寻找自己献身事业的空间。

1932年上半年，左权作为红15军政治委员率军参加了两个战役，结果是一败一胜。胜败与毛泽东军事思想能否贯彻有关。

第一个战役是攻打赣州。赣州是座古城守城设施好，人称“铁赣州”，是客家人最早的集散地和风情形成的摇篮。当初毛泽东是反对攻打赣州的，他的意见是：赣州城高，三面环水，易守难攻，又是敌必守的坚城，红军技术装备差，很可能久攻不克，于我不利，还是以不打为好。但在瑞金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决定攻打赣州。结果是，从1932年2月23日至3月7日，红军多次攻城，连续受挫，在城内守敌和援敌的夹击下，不得不被迫撤出战斗。心情欠佳的毛泽东向苏区中央局请了病假到瑞金城外的东华山上一个古庙里休养。

第二个战役是攻打漳州。毛泽东冒雨从修养的古庙回到瑞金，是应中革军委的召唤回来的，是为了改变红军赣州失利后的被动局面。毛泽东认为，漳州战略地位重要，敌人兵力较为薄弱，比较好打，应抓住机会将漳州攻下来，以振奋军心。于是，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份，率东路军直趋漳州，并取得了胜利。可是中共临时中央却在这个时候指责毛泽东是“纯粹防御路线”，是“游击主义”，说当前“主要的危险”是“红军游击主义的坏的残留”，全盘否定了毛泽东所坚持的正确军事战略。10月，毛泽东被“左”倾冒险主义者剥夺了对红军的领导权。

在这两个战役中，27岁的左权都尽了一分子的责任。漳州战役胜利，他被委以第15军军长兼政治委员的双重重任。

结果：

杰出的军事教育家。

早在1931年秋，毛泽东就说：北伐时期，国民党有个“黄埔”，我们现在要办一个“红埔”……新旧军阀很懂得有权必有军，有军必治校这个道理。我们是人民的军队，虽有人民的支持和参加，但为战胜敌人，也需要办校、治军，学习战略、战术，培养自己的建军人才。于是1931年11月，中央在瑞金创办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932年春，改称中国工农红军学校。

左权来到这里的时候是什么情况呢？同一时期在这里当学员的欧阳平后来回忆说：

我们学习的课程，军事与政治是四六比。政治课有政治常识（主要是介绍苏联和反帝）、苏维埃建设（主要是中国革命问题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各种法令）和红军政治工作条例等。

 

军事课程也不少，一是队列动作，从单兵一直学到连教练。二是兵器与射击技术、地形学、土工作业。三是战术，从单兵到班、排、连、营都进行了讲授和演习。内容有进攻、防御、遭遇、战斗勤务（侦察、警戒）。四是游击战术，主要是讲授和介绍经验。

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在两年时间里，一共办了6期，培训了一万多名军队人才。而左权在红军学校的半年中，翻译和撰写了《苏联国内战争中之红军》、《苏联红军中党的工作原则》、《苏联红军斗争的经验与教训》等文章，撰写了《军语解释》等读物，供红军学员学习，为提高中央苏区红军的政治、军事素质起了很大作用。到1933年2月，已经离开军校的左权，意犹未尽，在繁忙的工作间歇，翻译了《苏联国内战争的教训》一书。这本书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行所印刷，中央苏区工农红军学校发行了一万册。

杰出的军事理论家。

一个资料说他“仅在华北敌后5年间即译著共40余万字”。

左权作为一个军事理论家的真正建树，不是在书斋里实现的，而是在抗战前线的炮火中完成的。整个太行山是他搬不起来的书桌，长流不息的漳河水是他蘸不尽的墨，永不停止的炮火是他不费能源的烛光。他的主要军事论著源源不断地写出来，成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中国军人一笔厚重的财富。

左权的论著分这样三类：

一、战术研究。

二、战况分析。

三、军队建设。

战术研究是左权所有军事论著中分量最重的部分。毛泽东思考的是战略问题，而左权在自己的位置上，他的第一大专长是研究战术。他的战术分析要为总指挥下达命令提供可靠的理论支持。

《埋伏战术》发表于1939年4月，《袭击战术》发表于1940年7月，《战术问题》发表于1941年2月。所有介绍左权的文字，都不能回避这三个著作的存在。正是因为有了这三部著作，左权作为一个军人，他在历史中的分量就不一样了。这些著作直接诠释了“游击战”理论思想，是中国人民面对强敌选择游击战争并最终赢得胜利的“当事者语”。

左权说：“……我军发展历史的特殊与国内一般军队比较，技术条件是较差的。……我军被迫分散在广大的乡村……反抗有现代技术，有现代军队的日本帝国主义。……就决定了游击战术成为我们战术最基本的组成部分。”

左权说：“游击战术的基本精神就是以最积极，最灵活，最神速，最坚决与秘密的动作对敌人进攻。这种战斗方式与战术的基本精神，不仅是正规军进行游击战任务时应该采用，就是我们的正规军在有利条件下之运动战时，也应该采用，而以游击运动战术方式出现。”

左权说：“目前我们正规兵团的战术内容，……是一种特殊的，新兴的战术，由游击战术脱胎与发展而成的，最灵活，最积极，最巧妙，最富机动内容，最能适合敌后开展大规模民众性游击战与运动战之战术。……是以广大的工农阶级为基础、是共产党领导下之军队，从长期艰苦斗争中独创的战术。这种战术的基本精神，就是‘速决的进攻’。”

左权更大量的著述是关于战争局势的分析。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已经发表的，没有发表出来的，有的是散片的文字，有的没有诉诸文字，我们已经无处觅寻。

1939年1月、3月、5月、6月；1940年1月；1941年10月、11月、12月；1942年1月、3月，左权都在前方的《新华日报》（华北版）和《前线》杂志半月刊上即时发表了自己的《战局概况》或《国内军事动态述评》。这些文字在当时代表了总部关于时局的认识，让广大军民对于战争做到心中有数，分析鞭辟入里，述评切中要领，展望百倍振奋。

这类文字在当时新闻性强，在今天是可贵的关于华北抗战的史料。

第三类，是关于军队建设的。有的关乎军事思想，如《论军事思想原理》；有的关乎政策，如《坚决执行精兵简政》；有的是关乎具体工作，如《八路军的战斗教练工作》、《论我军的后勤建设》、《各种情况下的后勤工作》等。

用刘伯承的文字表达左权对于中国军队建设的贡献最有说服力：

左权同志对中国人民军队的建设，是有不可磨灭的功绩的。只就抗日战争中来说，他对司令部指挥与教育工作的建设，作了重大的贡献。1938年冬，在他的领导下，召开晋东南参谋长会议，起草了八路军司令部工作条例，并亲自建立了司令部各部门的机构，确定工作规则，总结经验示范。各军在敌后抗战，主要是靠夺取敌人的武器以武装自己，但为了适应极端缺乏时之急需，左权同志曾艰苦经营太行山制造兵器的设施，起了相当的作用。

 

他很用功学习研究问题。在莫斯科留学时，他是一个很用功的学生。到部队工作之后，他一直没有停止过学习。在抗战期间，他很细心地研究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研究敌人的战略、战术，如“扫荡作战”，“治安强化”，“蚕食政策”等等；写作了《扫荡与反扫荡》的著名论文和关于反蚕食斗争的指示。他对于苏联军事科学也继续钻研，一获有苏联书报，即提出一些学习问题与我通信讨论，并译作教材。

 

左权同志是诲人不倦的典范，在他的教诲下，培养了许多干部。他给那些青年的参谋改稿子，就和教师给学生改国文卷子一样。……左权同志的生平事迹，是足以示范后人永垂不朽的。当我们在革命胜利的时节来纪念他的时候，应该更好地学习他的崇高的品质。

1989年中央军委确定了33名“军事家”，左权位列其中。其实，周恩来早就评价左权是：“一个有理论修养，同时有实践经验的军事家”。邓小平称左权：“善于从经验中抽取与总结出原则的理论，发现规律，来指导新实践。”

杰出的军事实战家。

有一本传记写道：“有难思良将”。的确，处分8个月的时间还没有结束，左权就被从红军学校调出来以应付变局。他到叶剑英组建的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第一局担任局长，这是作战局，排在四个局的首位，可见其重要性。这是1933年的事。整个的长征路上，左权是红1军团的参谋长，位列林彪、聂荣臻之后。当林彪1936年5月调离红1军团以后，左权以参谋长代理军长，位在聂荣臻之前。仅仅一年之后，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时候，左权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与他同时被任命的总指挥是朱德，副总指挥是彭德怀，参谋长是叶剑英，政治部主任是任弼时，副主任是邓小平。这个高级统帅集团中，左权年纪最小，资历最浅。八路军下面的三个师长林彪、贺龙、刘伯承，也只有林彪比左权小两岁，可是林彪在中央苏区的资历要比左权老。

左权在军队职务的迅速提升的确暗含着一些神秘，过去有醴陵老乡襄助，而现在就要靠他自己在这群神勇的人杰中打拼了。担任了八路军的副总参谋长，参谋长叶剑英不在总部，这样真正的前线，就是“朱彭左”铁三角。

朱德厚重如土，彭德怀刚烈如金。左权呢？扎实如木，喷涌似火，处理人际关系与日常事物行云流水。在总部核心位置上，使得左权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想得更多，说得更透。

实战：

长征排头兵。

左权在长征开始的时候29岁，已经是中层干部了。

长征让走过的人一生难忘，让后人想起来的时候感慨万千。历九死而得一生，走过来，活下来，能不珍爱生命，更勇往直前吗？

长征是一条用青春热血铺出的长路，是地球上一条永不褪色的红飘带。而左权，是牵着红飘带的一个角往前走的，让这条飘带从瑞金延伸到陕北。

左权在长征开始前的1933年12月被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为红1军团参谋长。这次任命是毛泽东与周恩来的主意。而红1军团的军长林彪，是朱德、毛泽东一手提拔起来的。在左权和林彪之间，还有政委聂荣臻。因此，红1军团是中央红军的主力，是最有可能完成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的队伍，是长征中理所当然的先遣队、排头兵。

林彪、聂荣臻、左权率领的作战部队，一个任务是要趟路，一个任务是要掩护中央机关。长征要想胜利，红1军团必须胜利。

在这个位置上，左权应该知道自己肩头的分量。他的敬业和他年轻的友情给林彪和聂荣臻都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在军界不以诗词著称的他俩，在左权殉国后，都无法克制自己的情感，用诗一样流畅的语言抒发了他们的遗憾，回忆了他们共同走过的长征。

聂荣臻用了排比这种最适合倾诉的修辞手法来倾诉他和左权共同的长征：

我记得在历史空前的长征中，我们攀越重重峻岭，渡过了金沙江的怒涛；彝地作先锋，分道扫荡了大渡河的两岸。

 

我记得，我们带病相扶，翻过从未遭遇过的雪线——危险的夹金山。

 

我记得，深入藏区，茫茫草原，我们行卧在那千万年生长的“沙发”地里，数日偶遇的森林，把松枝柏叶曾经扎营在黄河扬子江的分水岭上。

 

……

而林彪，描绘的是细节，在漫长的征途上，左权听着电话，指挥着主力北上，甚至把殚精竭虑的思考转化成呓语，无意中表达给了林彪：

……无限繁难的工作昼夜围在你的周围，/敌人逼得我们是那么的紧，/只要我们一丝疏忽就要无益的丧失成千成万同志的生命。/就会放过了毁灭成千成万敌人的良机。/你所处理的事情是最繁的事情，/你真正尽了组织战斗的重任，/白天行军作战，/夜间又要计划周详，指挥有方，/电话机子成了你枕旁无常的陈设，/电话的铃声一夜不知多少次的催你醒来，/你倦极了，/清醒的神志到底抵不过过度的疲劳，/电话还未讲完你又昏睡过去，/不到几秒钟你又醒来，/电话，一次再次的电话！

过度的烦劳使你好说梦话，/你的梦话我常听到，/你所说的句句都是战斗的安排。……

关于他们三个在长征路的事，有些纪实作品部分地给予展示。《林彪的这一生》中，描写了红1军团攻打遵义前林彪和左权的一次历险。

当时林彪28岁，左权30岁，聂荣臻36岁，都是风华正茂着。但是过分艰苦的行军环境和战争局面，他们是拖着病体指挥战斗，以保证长征的胜利。《林彪的这一生》写道：

6月13日，林彪、聂荣臻开始过雪山时，……聂荣臻因脚伤化脓，起初是坐着担架上山的，但他看到军团参谋长左权因生病行走困难，便自己硬撑着下来走，把担架让给了左权。上山时，天气尚好。午后，情况骤变，先是大雾弥漫，随后是毛毛细雨，继而雪花纷飞。聂荣臻咬牙坚持爬过了雪山，左权也过来了，却没有见到林彪。聂荣臻不免有几分担心，过去林彪几乎是从来不掉队的。14日，才在下山的队伍里看到了林彪。原来林彪身体一直较弱，缺氧和高山反应使林彪在夹金山山顶几次晕倒，失去知觉。多亏警卫员帮助，林彪才没有倒下。后来还是几个警卫员合力把他背下山来。

他们三个在这样的环境中凝结成的友谊，在20世纪40年代还是令人感动的。在林彪、聂荣臻离开红1军团外出开会的时候，左权就独立指挥军团的战斗。

整个的长征，高层的斗争和裂变是研究者永远生发着兴趣之所在，而在长征路上，左权一如既往地坚定着，也单纯着，因为没有卷入旋涡的中心，所以，他的故事没有广泛传播，他以军事指挥官的单一形象，牵着这条动荡的红飘带，缓慢而艰辛地绕着大半个中国行走，让中国革命一步步逼近成功。

一个资料说：“8月间，以一军团为先锋，江西主力红军继续北征，把朱德留下在四川指挥，和徐向前、张国焘在一起。……1935年8月领导红军进入川藏边界的大草地的是指挥员林彪、彭德怀、左权、陈赓、周恩来和毛泽东，江西中央政府的大部分干部和党中央多数委员，开始这最后一个阶段的长征时约有三万人。”

这时，左权的职务已经从中层接近了高层。长征之后他迅速崛起，那么他在长征中的表现就是他晋升的最好的资本。因为长征中可歌可泣的事太多了，所以我们往往忽略了左权的存在。这不是左权不优秀，而是长征本身太迷人，它的壮阔让其中的鲜活的生命都发着一样的光，眯我们的眼。

直罗镇现在是陕西富县葫芦河中游的一个小地方，山青着，水秀着，是一个安静的所在。但是左权牵着红飘带的一角到达陕北的1935年，在这里举行了一个隆重的奠基礼，这个奠基礼完成了“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从此，陕北成了中国红色圣地。

直罗镇当年只是一个不过百户人家的小镇，三面环山，一条从西而来的大道穿镇而过，北边就是葫芦河。1935年11月20日下午，前来“剿共”蒋介石东北军第109师在飞机掩护下沿葫芦河进入直罗镇。当晚毛泽东命令红1军团从北向南，红15军团从南向北，在拂晓前包围直罗镇。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说：“这个仗，一定要打好！我们要的是歼灭战，不是击溃战！”

左权作为红1军团的主要指挥官参与了这个战役，共歼敌1个师又1个团，俘敌5千余人，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

常言道：“三十而立”。1935年，左权30岁，他成长为中国革命军队里难得的将才。当1936年悄然来临的时候，他的新的征程已经由毛泽东做出了安排。

1936年1月，林彪到瓦窑堡去了，左权领导红1军团准备东征。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签署命令，要求主力红军即刻出发，打到山西去，开通抗日前进道路。左权和他的两个老搭档，率领红1军团，第一次从陕西跨越黄河进入山西。

这时，恰好下了一场大雪，毛泽东心情极好，诗兴大发，唱曰：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在这首经典里，毛泽东对美好未来的展望与对无畏将士的夸赞，哪个更多一些呢？支撑起漂亮了整个20世纪的这场雪的那个精神，不正是向1936年走去的左权的精神吗？

左权率领的东征红军，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把红军的光荣留在了山西中西部20多个县域内，消灭了敌人7个团，俘获了4000多敌军，缴了4000多支枪，使自己的队伍壮大了8000多人。向以经商闻名的山西人，还向红军捐助了30余万军款。

照例，东征的红军没有进攻山西最大的城市太原，但是太原却因为东征红军的行动，笼罩在恐慌里。

东征结束后马上就是西征，彭德怀担任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而左权因林彪的去职代理上了红1军团的军团长。这应该是这两个湖南人真正合作的开始，他们彼此的友谊与信赖，是不是由此而建立了起来？

他们连续取得了多个胜利，使1936年的宁夏、甘肃、绥远一片赤红。

1936年10月，左权以红1方面军主要指挥员的身份，在会宁迎接红2方面军、红4方面军的一一到来。三大主力红军实现了胜利会师后，几乎所有红色将帅都聚齐了。之后，先有何家堡战役，后有山城堡战役，左权与他的战友们指挥若定，连连告捷。

左权很少在经典的文学作品中出现，但是这个时候一个来自湖南，比左权大一岁的女作家丁玲，却用她曾经蓝得浪漫的笔，写下了她的第一个红色经典《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战》。左权在丁玲笔下神态舒展、语言流畅、思维明晰、推断透辟，表达绘声绘色，时而还关照一下景色。左权在1936年的这段原始录音：

这一战斗，实在是出于不得已。……11月21日下午五点钟的时候，全军指战员都处在忍无可忍的情绪中，异常激昂奋勇。出发令刚一下达，只见原野上红旗前导，铁骑滚滚向北飞速地流去。远处山头上观战的二方面军的同志们，后来常常说到那时的壮景。一个半钟头后，我们便跑了三十里，到目的地集结，没有一个跌跤的，也没有一个掉队的。

 

我们队伍在行进中，曾有五架敌机在头上盘旋。但我们没有二个人管它。它们大约是把炸弹掷到别的什么地方了，在我们头上飞得很低，只放了一些机关枪，像过年的炮仗一样。我们接近到前沿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上弦月斜挂在山头，广漠的原野，巍巍群山上的新筑堡垒朦胧在淡白色的月光里。这正是战斗所需要的，天老爷在帮我们的忙了！

 

我们一到，敌人就发觉了。不过因为天黑，敌人的大炮失去了作用，只听到他们的机关枪噼噼啪啪，热闹得很。而我们的冲锋号像竞赛似的，四面八方，远远近近一齐吹起来了。首先是南面的战斗，在那边火光四射，是我们部队逼近时所投的手榴弹。信号弹在寒夜的天空里爆炸了。光芒拖得很远很远，它照亮了我们，兴奋了参战的所有战斗员，因为它告诉我们胜利了。慢慢地那一方向的枪声稀少了，但另外的地方，一处一处又在密集的枪声里闪着繁密的火花，战士的吼声阵阵传扬：‘冲呀！’‘冲呀！’‘不愿作亡国奴的快缴下枪来！’”

 

战斗持续到八点钟，敌军的一个团开始向西退却。我们的一个营担任阻击，正好插上去，可是看不清，敌我混在一起了。我们的战士们勇敢百倍，一个个去摸、去捉。摸到帽子和我们不同的，便用刺刀刺，用手榴弹当锤子锤。放下武器的，便成了俘虏。我们的战士拖那些俘虏，被拖过来的，一会儿又跑掉了。分配押俘虏的战士忙不过来，抓住了前面两个，后面的三个又逃了，许多俘虏就落到沟底下去了。

 

“有些山头不好打。我们有一个连攻一个山头，那山头上堡垒很坚固，我们上去一个排，却被敌人压下来了。另外一个连赶来增援，分三路迂回冲去，结果把敌军一个营全部消灭，营长也俘虏来了。

 

“11点的时候，敌军的主要指挥阵地，就是那一排窑洞，也被我们占领了。敌旅长早已绕着山后一条小路溜跑了。这时枪声渐渐稀少，我们一部分队伍追击下去，搜索残敌，大部分队伍在12点左右都非常有秩序地集合在战后的原野上。大家欢欣跳跃，唱着红军的胜利歌，和嘲笑着那些败走了的国民党的将军们。

 

“被遗忘了的月亮悄悄地溜下了山那边，原野上全黑了，一堆一堆的野火在一群一群的战斗员中升了起来，红光轻轻的跳动在这些欢乐的脸上。红军在这里等着——些归队的人，等着天亮，

 

“到天快亮，我们大队向宿营地走去，我们快到达的时候，敌人的飞机照例来到那战后的场地，巡视着那些硝烟迷漫过的土地，和狼藉着的匪军尸体一一他们瞪着不能活动了的眼珠，痴痴地望着天。他们战死了，是被那伙只顾自己私利的人把他们拿来冤枉地牺牲了。

 

“最有趣味的，是在我们一担一担地把枪枝、子弹、手榴弹往回挑的时候，那些打散了的敌军士兵，却跟着跑来了许多，他们向我们要饭吃，他们不特很饿，而且有病。原来是他们走到哪里，哪里的老百姓便全跑光了。没有房子住，找不到粮食，每天只能煮一杯或两杯没有去皮的麦棵，连水也找不到。这一带的水本来就很少，而且大半是苦水。老百姓埋在地下的好水，他们是没有方法弄到手的。而他们呢，当然是另一样，不然我们就不会战无不胜了。

 

“……”

 

左权同志结束了这一段话之后，我们都觉得很愉快。我们是在用口用笔都不能说服别人的时候，也就不得不打一下了。我们是求和平的，但我们为着和平的实现，同时就要随时蓄养着精锐的武力。

长征之后的东征，依旧是他们的三角组合，这可能是左权第一次到山西。随后他接替林彪的位置，作为红一军团第一负责人，率军西征，一个大捷接着一个大捷，所向无敌。

抗战开始，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左权即进入决策最高层。与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转战太行山。并和朱德、彭德怀指挥八路军三个师坚持华北抗战，取得一个个胜利，直到献身，血染太行。

在这长达十年的不停止的征战中，左权没有睡过一张安稳的床，他面对的敌人是何其的强大，他面对的局面是何其的复杂，但他同时必须和自己斗争，告诫自己：只有干好工作，才能证明所有的诬蔑都是枉然！

其实，和他的战友们比，左权不是背负最重的一个，毛泽东、邓小平在苏区的挫折，刘伯承、邓小平、彭德怀在解放后受的挫折，哪个比左权小了？因此说，左权牺牲与他所受的处分有关，我看不对。他没有这点抗击打的能力，他何以成为一代名将？

长征获得了实战的锻炼。当抗战开始的时候，左权将军具备了作为一名高级将领的条件。在抗战期间，左权有何作为？

下期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