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权作为黄埔军校的优秀毕业生，能够被选派到苏联留学，应该说是一件光荣的事情。但他的战友  曾经说过，如果左权不到莫斯科留学就好了。为什么呢？

左权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前夕的留影

中国近代第一次集中派年轻学子海外求学的，是1872年到1875年间的120留美幼童，那是要“科学救国”，看重的是人家的技术；50年后，中国再次大批选派年轻学子到苏联，已经不是科学救国的思想了，而是学习人家的思想，回到中国后军事救国。

鸦片战争之后，内忧外患，有识之士兴办洋务，掀起了有史以来的出国留学热潮。1872年，清政府接纳了第一个赴美苦读生容闳“西学东渐”的主张，派遣120名幼童赴美留学，成为中国第一批留学生。其中，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就是杰出的代表。

甲午战争之后，中国青年看到日本强大的原因是“明治维新”从西方学习了先进的文化和科学技术，于是“留日热”形成一时之风气。到1907年，留日学生已近2万之多。其中有以黄兴为首的政治家，以蔡锷为首的军事家，以秋瑾为首的志士、以鲁迅为首的文人……

1909年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创办清华学堂作为留美预备学校，此后又形成“留美热”。其中有中国气象科学奠基人竺可桢，中国现代数学奠基人胡明复，中国现代“汉语言学之父”赵元任，中国现代学界领袖胡适……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青年渴望对西方文化探本求源，羡慕法国的自由平等博爱，“留法热”兴起。

此后，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特别是第一次国共合作，   作出“以俄为师”的决策后，“留苏热”成了新的热点。

百余年的留学史，始终贯彻着是一个令人心热的主题：求师问学、振兴中华。

百余年的留学梦，大致有这样三个类型：技术洋务救国，思想文化救国，军事革命救国。

左权是“海归派”中的一个，又是军事革命救国者中杰出的代表。

正面：红星照耀：

第一，革命者云集。

那个年代，寒冷的莫斯科是世界革命者心目中最温暖的红色麦加。由于   的努力，苏联的领袖们觉得值得对中国革命寄予厚望，于是决定为中国革命投入更大的资本。设立在莫斯科的中山大学，就是这种思想指导下的一个产物。中山大学，按照俄语原文直译应该是“命名孙逸仙的中国劳动者大学”，它是中国革命者的大学。

莫斯科中山大学旧址

广州是当年中国革命的中心，所以首批选派到中山大学的340名学生中有180人来自广州。有资料说，除公开招考之外，黄埔军校、原大本营陆军学校（湘军军校）、滇军军校各举荐10名学生直接赴苏。

左权占的是大本营陆军学校程潜手上的名额。程潜到底有4个名额还是10个名额，现在说不清楚。反正在两个醴陵老乡的举荐下，左权获得了赴苏留学的机会。左权被选中，除了他拥有的特殊的乡谊外，他1925年2月随黄埔军校教导团东征讨伐陈炯明时的表现也为他苏联之行添上了重要的砝码，他的军事才能在东征诸战役中初露端倪。

广州之外，上海、北京、天津也选拔了100名年轻学生。国民党的苏联顾问鲍罗廷特别推荐了20人，大多是国民党要人的子弟。作为   的长子，15岁的   应该占的是鲍罗廷的指标。

左权被分配在中大第七班，与他同班的有   等20个人，是国共两党的重要培养对象，后来都成长为这两个党的拔尖人物。因为他们的重要性，这个班被称为“理论家班”。

同时在中山大学的中国人还有：   、廖承志、杨尚昆、乌兰夫也都在这里。此外还有吴玉章、林伯渠、徐特立、叶剑英、何叔衡等等年长的革命家。

去苏联，当年比较安全的路线是从海路到海参威。海参威曾经是中国的国土，所以这里的居民绝大多数是中国人，讲中国话，有中国餐馆，还上演中国京剧。因此，虽然在海上颠簸了多日，但在海参威还没有多少异国的感觉。在这里，中国年轻的革命者要例行体检，有肺病或其他传染病的将被遣送回国。体检合格的年轻人，就踏上横贯西伯利亚漫长的铁路之旅。

《   传奇》写道：“火车蒸汽引擎燃烧‘绿煤’（木柴）启动。老牛拉破车似的缓缓驶行。车窗外大雪纷飞，一片白皑皑的雪原，凛冽的寒风裹着雪粒直扑车窗。车内条件特别差，车厢里上、中、下三层硬席木板铺位，铺的盖的什么都没有。没有暖气，靠每节车厢安个大油桶做的火炉取暖。西伯利亚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冻得学生们哆哆嗦嗦，蜷缩一团。车内没有餐车，没有饮水，只是面包、黄油、方糖保证供应。不仅饮用水结冰，就是厕所也是蹲坑式，没有卫生纸，也没水冲，一冲亦结冰了。大家只得在停站时下车打水。苏联已经革命好久了还这个样子，他们多少感到意外。好在学生们年轻，那时也不计较物质享受，革命热情高涨，一会儿唱歌，一会儿讲故事，一会儿夸耀各自家乡的风俗人情，不太在乎漫漫征途中的寂寞与严寒。”

第二，苏联人的善意。

另一位在中山大学呆过的中国学生盛岳在他有名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中回忆说：

中山大学成立于1925年9月，地点在莫斯科的沃尔洪卡大街16号，是一座4层的楼房。楼房前面是大学的校园，有许多树木。左边是排球场；后边是篮球场，冬天可改成溜冰场。全楼总共约有100个房间。餐厅在一楼，图书馆、教室、学习室、帮市分别设在二、三、四楼。图书馆很好，有几千册书。

 

学校对面是莫斯科的基督救世主大教堂，以其6个金色圆屋顶而著名。这座教堂于1930年改为列宁宫。教堂前有一个漂亮的广场，我们每天上午8时在这里做操。教堂两侧是漂亮的公园，我们在课余常去那里。

中山大学食堂布置得不错，除了鲜花的装点，墙上醒目地挂着   和列宁的遗像。

中国的青年学子拿着免费的饭票，到发饭处领饭。早餐一般是鸡蛋、面包、黄油、牛奶、香肠、红茶，偶尔还有鱼子酱。其实一开始，苏联人为这些中国革命的种子安排了一日五餐，可是中国孩子“请求学校取消下午的点心和夜餐”，因为他们不仅实在不习惯，而且他们也认为这样太浪费了。

俄国大学生就没有这样幸运。他们每天都要做几个小时的苦工。但是早餐往往仅有一个黑面包。这样，中国的学生就觉得非常惭愧。而苏联大学生却说：“你们是中国的革命青年，我们对你们的唯一希望，是能够很快的把中国民族解放。”

中山大学在住房紧张的莫斯科，为已婚学生单独安排了家属宿舍。这个行为鼓励了未婚学生谈恋爱，而且，他们迅速生育出了一群“小革命”。大家觉得问题已经很棘手的时候，中山大学的领导表示：“可以成立托儿所啊！”

学校还请最好的芭蕾舞团或最著名的音乐家到学校礼堂演出，甚至发票去莫斯科剧院欣赏著名的歌剧。家庭困难的学生，还可以申请一笔钱寄回中国以帮助家人度过难关。当时苏联的知识分子每年有两个月的假期，中山大学的学生也一样享受这样的待遇。假期中全部旅费和膳宿费都由那个困难的国家承担。

从黑海之滨豪华的夏季避暑地到太平洋沿岸的修养地，所有修养所，食品都是精美的。通常一日四餐，早餐、午餐、下午的茶点和晚餐。

这哪里是求学，简直就是天堂上的生活！中国青年在苏联没有体验到他们崇拜的红军的生活，倒仿佛是享受了俄国贵族缔造的一切奢华。这几年，应该是左权一生中最舒坦的日子，虽然牵挂着遥远的祖国，但是他担当的是祖国的未来。

左权和   、   一起去散步，爱听   讲在法国勤工俭学和那些惊心动魄、带有传奇色彩的革命斗争故事。

第三，军事家的摇篮。

左权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时间是1927年9月。伏龙芝军事学院和英国皇家军事学院、美国西点军校、中国黄埔军校并称世界四大军事院校。100年来世界风云变幻，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涌现的杰出的军事将领，主要由这四个院校培养。

伏龙芝军事学院主楼

伏龙芝是这所学院的第六任院长。伏龙芝在军事科学、军事建设和军事学说方面的贡献无人可以企及，无论战略学、战役学，还是战术，他都有突出建树。他奠定了苏联武装力量军事科学工作的基础。他对未来战争、人和技术兵器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以及两者的相互关系都有精辟见解。他的《工农红军的改编》、《统一的军事学说与红军》、《正规军与民兵》、《彼列科普和琼加尔回忆录》、《红军的军事政治教育》、《未来战争的前线和后方》、《列宁和红军》、《我们的军事建设和军事学术界的任务》等著作都具有世界意义。

伏龙芝说“进攻永远会震撼敌人的心理”，“进攻总比防御有利”，但他同时认为防御也不应忽视，积极的防御能为进攻创造有利条件。

伏龙芝军事学院学制长达三年。学生在学习期间就可晋衔一級，成绩优异并荣获金质奖章的毕业生可在全军范围內任意挑选单位。刻板的军校生活、各种身体极限的考验、严格的军事训练、强大的心里压力、全面的能力挑战……在经历了种种磨练之后，学员们才能从普通的青年或士兵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军官。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

伏龙芝军事学院开设的课程有战略、战史、军事地理、俄文等，但学院的一条标语是：“一切战术要适合一定的历史时代，如果新的武器出现了，则军队的组织形式与指挥也要随之改变。”这个话比所有的课程都更牢地刻在了这些中国军人的脑子里。

在左权牺牲后，  忆他们的同学左权：“在中大、陆大时期，他就表现为始终是一个最进步、最诚朴、最本色的同学之一。记得他在学习中，凡教员指定的参考书籍，必一一阅读，并以红蓝铅笔标出要点。所以在军事、政治考试中，常能旁征博引，阐其旨趣。我们在高加索战术作业时，战术指导员很器重其谨厚，常称扬于同学中。他在自修与教学时，非常勤勉虚心，笔记教材都整理有次。”

这样一个严谨的军事学院，这样一个刻苦自励的青年，为未来中国的命运的改变，凝聚着暴发的力量。在这里，左权把一腔的激情，锻造成浑身的钢。这块钢，要搭建在未来中国的大厦上！

负面：伤感的事情：

第一，国民党去苏联化。

左权有个绰号是“左矮子”，但是在中山大学的同学中，他不是最矮的。因为当时的同学们说有两个最矮的，一个是   ，一个是   。左权的女儿告诉我，她爸爸的身高是一米六零。怎么来的数字？左太北说她的母亲说的，说爸爸和妈妈一样高，而左太北也是一米六零。左太北说：“我们家三个人都一样高。”

1926年3月，第一次国共合作局面开始逐渐瓦解。

到了第二年3月，上海工人依靠自己的力量，取得了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3月26日，上海市民和工人纠察队夹道欢迎北伐军进城。

4月12日，“四·一二”顿时成了世界关注的焦点。

远在莫斯科的中国青年如何看待国内形势的巨大变化呢？盛岳在《莫斯和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这样描述：上海事件来得如此突然，不啻给莫斯科和中山大学的学生们当头一棒。

4月12日晚，他们举行了一个集会，愤怒笼罩着整个大厅。“在我们每个青年的脸上没有丝毫的笑容。我们以极大的义愤通过一项决议，致电武汉革命政府，要求严惩革命的叛徒。”

盛岳回忆说：“他那雄辩的演说赢得了全体学生雷鸣般的热烈掌声。”

这件事在年轻的左权心里一定激起过波澜，左权坚定地站在革命的立场上。

第二，苏联内部派系之变。

莫斯科表面平静的背后，暗藏着不易嗅到的血腥。可是，从中国来的这些孩子毕竟还单纯，他们相信自己的真诚和眼睛，对于别人的猜忌和可能的权利斗争，尚没有一套对付的办法。这样的人生虽然磊落，但是对他们政治生命的影响将无法估量。令左权一生遗憾无法表达的清白，就是因为他在莫斯科被20岁的青春闪了一下腰。虽然他没有被腰斩，但是生命由此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而他的另一些同学却没有他幸运，没有躲过劫难，魂丢异国。

左权在“清党”的时候已经不在中山大学，但是他自己也坦承：“对托洛茨基与拉狄克有过某些英雄主义的崇拜”。为什么呢？

列夫·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本人是天生的鼓动者和演说家，文笔优美，言辞犀利，能言善辩，热情洋溢，演讲时眉飞色舞、手舞足蹈，他的感染力和煽动性就可想而知。他的个人魅力和他比别的苏联领导人先与孩子们见面而形成的先入为主的印象，这些中国孩子很容易把托洛茨基当作英雄来崇拜。

另外，中山大学教授中的许多人是托洛茨基派，中山大学无疑就成了托洛茨基主义生长的最肥沃的土壤。左权是这里认真的孩子，他受托洛茨基影响怎么会是他自己的错呢？

第三，王明的极左手段。

崇拜托洛茨基而使自己蒙冤是缘于左权的年轻与向善的话，那么另一个人在左权政治生命里的羁绊作用，就纯粹是诬陷与诽谤，左权有口难辩，遗恨终身。这个人就是王明。

《人民军队早期将领（二）》 该套邮票共5枚，其中第2枚为 左权

王明也是1925年进入中山大学的，入学后被编入第一班学习。会说一口流畅俄语、手腕圆滑、善于辞令的王明深得副校长米夫的赏识。他热衷搞派别斗争，在斗争中打击异己。与左权有关的是所谓“江浙同乡会”事件。王明认为，“江浙同乡会”头头是   ，核心人物是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他还把与   关系较好、湖南籍的左权也牵扯进去。

在王明发动的反“江浙同乡会”运动中，受牵连的同学很多，但开除党籍、团籍的学生有12人，有4人被捕，还有一些被遣送回国。

可是，并不是一个运动过去大家就可以放心地重新开始新的工作的。当“托派”问题再次浮出水面被扩大化，这些曾经被疑似有问题的人，将再次被提出来经受严格的政治审问。于是，这些“江浙同乡会”曾经所谓的骨干分子，一个个都没有逃出劫难……

左权作为   的朋友，遭受来自王明的打击，放在那样的大背景下，应该比较正常。如果王明不打击左权，倒会让人觉得奇怪。可是，这事奇怪在左权并非江苏人，也非浙江人，结果无端地牵扯了进去，留下了永远割不掉的政治黑尾巴。虽然“江浙同乡会”的结论有了，但事情远没有结束，当左权从伏龙芝军事学院学成回国后，又遇到了王明新一轮的打击。

左权1930年4月从苏联回国后，12月20日到达福建龙岩，就任中国工农红军新12军军长。1930年12月左权率新十二军在汀州作战时，他的部下看见他的大衣口袋里插着一本托陈取消派文件。

身上的处分还在，但是中央苏区需要军事人才，左权重新被任命上了战场。以作战参谋的身份，参加了第四次反围剿作战。

1933年，左权身在“留党察看”的日子里，职务却迅速提升。我想可能的情况是，尽管王明等人在政治上对左权不看好，党的临时中央对左权处以“留党察看”，但是，军委系统对左权却有自己的评价，这个评价与临时中央相左。

所以，一边是“留党察看”，一边是不断地任命。

在红一军团参谋长的位置上，左权开始了长征。

左权背负着沉重的枷锁，却取得了辉煌的军事成就。他的成就到底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