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青年时代的教育，对他的一生是决定性的影响。左权将军之所以能够献身民族解放事业，与他早年的教育是分不开的。

左权年轻时

第一，乡土文化教育。

有一个说法非常有趣：“湖南人流血不流泪。在中国近代史上，广东人革命，浙江人出钱，湖南人流血。”杨度说：“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蔡元培说：“湖南人性质沉毅，守旧固然守得很凶，趋新也趋得很急。湖南人敢负责任。”

湖南人岂止敢负责任，简直就是包打天下！他们“总是拥有太多的政治忧患意识和政治敏感心理，他们以经营天下为已任，对治国纬道，济世大政，经党奇谋，军政方略有着异乎寻常的兴趣和能耐”。

1938年，将军在给母亲的信中说：“我很希望湖南的民众大大觉醒，兴奋起来，组织武装起来，成为民族解放自由战争中一支强有力的力量。因为湖南的民众，素来是很顽强的，在革命的事业上，是有光荣历史的。”

醴陵有两个美誉，一个是“花炮之乡”，一个是“瓷城”。这就是说，历史上这里盛产花炮和瓷。正像豪气与仙气一样，花炮有豪气，图一时痛快；而瓷有仙气，要千年的珍爱。没有花炮的性格，醴陵人似乎就窝囊了；而没有瓷的性格，醴陵人就太浅薄了。兼容了花炮与瓷两者的优势，醴陵人一样是潇湘男儿里的精品，才耐得住琢磨。这难道不是将军的性格吗？

他生在湖南，但他不属于湖南，湖南为他注入了烈性的血，可他属于中国。将军对母亲说：“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没有一个铜板，现在仍然是没有铜板，过去吃过草，准备还吃草。”将军对他的叔父说：“我牺牲了我的一切幸福为我的事业来奋斗……”

这样的一个沉浸在使命里的人，他还能回到他的平静的故乡吗？

耸立在湖南醴陵县的左权将军像

第二，国耻时政教育。

1905年是将军出生的年份。这年春天，作为前一年在中国土地上进行的“日俄战争”的直接后果，日本人占领了旅顺口，把俄国人赶出了南满，还彻底摧毁了俄国的海军。日本在这场战争中取得了胜利，他们把一些战争场面拍成电影拿回日本国内放映，尤其是到大学生中间去显示日本人的赫赫战功。一个当时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年轻人看到这些电影，他说：

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彩。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件事影响了这个中国青年的人生，他由此而放弃了对医学的追求，转而向文艺要救国的良策。他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我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这个年轻人就是鲁迅，当年他24岁。

1915年5月9日袁世凯政府接受了日本人强加在中国人头上的《二十一条》掀起了波澜。10岁的将军在醴陵乡下，写下了一行大字：“毋忘五九国耻！”

第三、家庭环境教育。

将军出生在湖南醴陵平桥乡黄茅岭，黄茅岭下有一个左家屋场。

左权将军出生地被淹没在水库里  刘红庆 拍摄

遗憾的是将军的父亲左兆新盛年早逝，1906年，他的幼子左权只有一岁，他自己31岁就永远离开了左家屋场，留下了他年迈的父母、他的年轻的妻子、他的一群幼小的孩子。

母亲张氏支撑起了这个家

父亲：左兆新        母亲：张 氏     

这个母亲是中国无数个既平凡又伟大中的一个，在那样的一个年代，她倔强地活着就是幸福的了。丈夫去了，公爹公婆去了，三个儿子都先后去了。1916年，12岁的三子去世，1933年，长子去世，1942年幼子左权牺牲，次子过继出去，所以她的老年身边无子。

左权作为她的最小的儿子，20岁离开家，就再也没有回去过。现在能够看到是将军1937年在抗战前线写给母亲的信，信中历数日寇的罪行、分析抗战的形势、表达自己的决心，仅仅在最后写下这样简单的一行字：

母亲！你好吗，家里的人都好吗？我时刻纪念着！

敬祝：福安！

左权将军的坚韧、温和，应该是他苦命的母亲给的。失去了自己所有的儿子，她坚强地以84岁的高龄等来了新中国的成立。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升起两个月之后，她离开了这个世界。她应该相信，天安门升起的五星红旗之所以这样红，有她儿子的血。她应该相信她的儿子左权因为有了事业的成功，将永远活在新中国的大地上！

十岁的。比左权大一岁的陈青云成了贫困的左家屋场的新媳妇。陈青云是左家屋场山那边易家冲私塾先生陈胜德的女儿。陈先生看左权这孩子聪明伶俐，自是喜欢，就让左权每隔一日来易家冲学习。翻个山对生在乡下的孩子不在话下，于是，这样的奔波中，左权学了珠算，学了古文。将军在岳父的帮助下，努力进取。1922年秋天，进入左宗棠主持过的渌江书院读书。

 渌江书院 刘红庆 拍摄

第四，军事救国教育。

程潜，李明灏，一个比将军长23岁，一个比将军长8岁，都是醴陵走出来的一个重要人物，他们的追寻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将军的一生。

1923年3月孙中山回广州重设大本营，程潜被任命为军政部部长。这年冬天，程潜在广州创办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亲自担任校长，李明灏担任教育长，他们两个醴陵人，担负起了为孙中山的革命培养军事人才的重任。

正是因为“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的创办，年轻的左权才有一个实现个人理想的契机。而帮助程潜回醴陵招生的，是左权的表兄——李明灏。史料记载：“1924年春，孙中山大元帅府的军政部长程潜派李明灏、柳漱风等人到湖南为‘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招收青年学生。”

李明灏后来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曾提及：“陆军讲武学校是军政部先于黄埔而办的军官学校，地点在北校场，学校设军官两队，军士两队。……我的表弟左棠在军士队学习，我的另一位表弟左权在军官队学习。”

左棠是左权的二哥，比左权大三岁。李明灏比左权大8岁，比左棠只大5岁，另一个被李明灏招走的左权的姐夫李人幹也是这样的一个年龄，他们仨一同来到了广州。当时李明灏只有26岁，为和程潜办陆军讲武学校，把适龄的同辈亲戚一扫而光，全部武装起来到了南国羊城，投身革命。

也不是因为亲戚就可以随便加入军校的。要进行考试，科目有国文、数学、历史、地理4门，还要口试。我想，两个表弟和一个妹夫在哥哥李明灏面前一定也进行了这些程序，只是我们不能知道细节罢了。

遗憾的是李人幹过早地牺牲在了东征的战场上，而左棠负伤退役。真正成就了一番事业的，就是左权了，虽然他的牺牲也太早了。李明灏和程潜都很高寿，一个活了83岁，一个活了87岁，他们都是国民党人，也都是共产党的朋友。解放后受到共产党的信赖，一直为这个国家的发展贡献着力量。

当年从株洲到韶关还没有火车，因此要到广州去，一是到汉口乘船沿长江而下上海，海路到广州；一是步行翻越南岭，经衡阳、郴州到韶关，乘火车南下。

被陆军讲武学校录取的湖南的小伙子们选择了水路。

同期的李默庵回忆过这段行程：“按约好的时日，我们诸同学赶到长沙小关门火车站，会合后，买了火车票，下午5点启程，后半夜到了武昌。……我们在武汉住了两天，在紧靠江边的一家小旅馆下榻。然后改乘英太古轮船公司的火轮，沿长江而下上海。为了节省路费，我们买的是最便宜的4等舱船票。火轮沿江而下，不几日到了上海。我们又在黄埔江边的一家客栈住了几天，等船。随后乘外轮到了香港。再由香港换船到了广州，……不几日，长沙被录取的100多名学生，也相继到达。那时，已经快要过春节了。”

将军就在这100多个湖南男孩子中间。这些男孩子中，除了将军的二哥左棠、姐夫李人幹，还有陈赓、宋希濂、陈启科，还有蔡升熙、邓文仪、苏文钦、李隆光、张际春，还有刚刚说起的李默庵。

这些孩子兴高采烈地离开家乡成了革命军人的后备军，但在那样的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有的一去竟成永诀。

将军离开家时19岁，他是一个20岁女子依托终身的丈夫，是一个只有三个月大的男婴的父亲。他的儿子还没有记住父亲的味道，而这个父亲就远走天涯了。并且，此后就再没有回去。

左权的儿子有个很好的名字：福生。可是，在那样不安定的中国，福从何来？当左权远一程再远一程地到了孩子无法想见的远方，5岁的福生以年幼的生命升入天堂！

还是回到福生三个月的时候，看将军的这次远行。

为什么要创办“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呢？李默庵回忆说：“程潜追随孙中山革命数十年，看到，无论是辛亥革命中的激烈战斗，还是与南北军阀作战，革命党多用民军打仗，或是利用一个军阀去打另一个军阀，由于不是自己培养出来的部队，往往吃败仗。他的这种感受正如后来孙中山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中讲到的，中国革命13年，完全是失败的，原因就在于我们革命只有革命党的奋斗，而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所以，他们都深切感到，要取得国民革命的胜利，非要建立自己的革命军队不可，而建立军队就要创办军校。当时，广东各派系军队，各有其培训干部的机构，如滇军有干部学校，粤军有西江讲武堂，其他各军也有随营学校、军官讲习所之类的学校。而作为最高统帅部的大元帅大本营，却没有训练军事干部的学校，担任军政部长的程潜自然觉得是一种缺憾。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给孙中山写的报告，并得到孙中山的批准，着手创建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的。”

在第一期400多名新生中，湖南的知识青年占绝大多数，因此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又被称为“湘军讲武堂”。左权被编入军官第一队第一区队。这个队的教育副官张克侠，不仅是李明灏的同学，还是李明灏推荐来就职的。李明灏回忆说：“克侠和左权很快成了好朋友”。

李默庵回忆说：“开学典礼那天，我们身着黄绿色军装，戴无沿军帽，列队受训。程潜则戎装披挂，佩带军刀登主席台讲话。他强调：历次革命无圆满成功之事实，推求其故，虽其中直接间接原因不一，而真正服膺革命之军事干部人才过于缺乏，以致不能组成革命军之干部军队，实为至大原因。”

李默庵还记得，夏季的一天，孙中山、廖仲恺在程潜的陪同下来校检阅。当时军校虽然开学不久，但是学生军事技术已有相当大的进步，孙中山看了战斗演习很是满意，他即兴发表讲话，对程潜校长的治校有方和学生勤学苦练的精神给予嘉许，勉励学生发扬以一当十、以十当百的革命精神，担当起打倒帝国主义和打倒军阀，救国救民，振兴中华的神圣任务。

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的孩子们还经常被组织起来听名人演讲。孙中山阐发的三民主义，给这些少年以巨大的鼓舞。

如果说将军在老家的时候，革命的梦想还比较朦胧，那么到了广州，在一代革命家身边成长，他的理想应该逐渐清晰起来。是孙中山、廖仲恺这样的职业革命家，还有程潜、李明灏这样的醴陵老乡，以及张克侠这样的朋友，共同催生了青春将军的革命花蕾。

周恩来曾说：“讲武堂中多三湘七泽间子弟，以湖南的革命前辈训练湖南的革命青年于革命策源地广东，真可谓相得益彰。左权同志的革命信念便由此起。”这样的评价是相当准确的，因为乡下的憧憬，现在已经物化成了技术和理论，将军不再为梦想着迷，而是被理想武装。

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是1924年3月开学的，到1924年6月，孙中山缔造的黄埔军校也开学了。在一个城市的两边，一北一南，陆军讲武学校一些天性活泼的孩子听说那边招生的事，就索性退学去考了黄埔军校，陈赓、宋希濂、邓文仪等人就是。左权虽然没有去，但是这些湖南老乡得空就回来炫耀一番，因此，左权对新创建的黄埔并不陌生。

黄埔军校的创建理由与陆军讲武学校没有什么不同。

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指导革命的39岁的鲍罗廷以及与他一起来到中国的苏联军事顾问们发现：孙中山的部队“大部分训练不足，装备很差，由不够格的军官带领”，只有孙中山的“150至200名卫兵完全效忠于他，其他部队只是它们指挥官的私人军队。如果国民党人要发动一次统一全国并有希望取得军事成就的战役，这个状况必须纠正。”具体的措施中包括：进行标准化的军事训练和向官兵灌输共同的革命思想。（《剑桥中华民国史》）

国内的学者也指出：与程潜的基本思路一致，孙中山总结以往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决定创办黄埔军校。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始终没有自己的军队，只是拉拢、依靠一派军阀去攻打另一派军阀，最终充当了骄兵悍将争夺地盘的工具”，这使他“深感必须有自己的军队才有出路”。其实，黄埔军校的创办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会晤孙中山，中国共产党为其提供便利条件；在陈炯明叛变，孙中山绝望之际，中国共产党给予他热情的支持；1923年8月，孙中山又派出蒋介石、张太雷、沈定一、王登云等4人组成‘孙逸仙博士代表’赴俄国考察党务、政治和军事。孙中山和国民党左派及中国共产党人的合作努力，是军校创建的主要动力和根本支柱。

1924年9月，程潜随孙中山北伐离开广州，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陷入困境，加上对教学方法的不满意，这些孩子纷纷要求学校与黄埔军校合并。李默庵分析：两校合并的原因，至少有这样几点：一是当时程潜随孙中山进驻韶关，指挥军队平定商团叛乱，无暇过多顾及办学；二是学校经费紧张，难于持久开办下去；三是陆军讲武学校的学生普遍向往黄埔军校，对本校的旧式教学方法不满。大家投奔广东，本来就是要报考革命政府所创办的军校的，讲武学校有悖大家报考军校的初衷。这样，程潜向孙中山提出了将陆军讲武学校合并到黄埔军校的建议，得到了孙中山的批准。

1924年11月19日，将军和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的146名同学，带上枪支弹药和更多的兴奋与激动，登上两艘火轮向黄埔岛驶来！

第五、献身理想教育。

大门是黄埔军校首先映入孩子们眼帘的景观，同时也是黄埔军校最有代表性的景观。军校大门相当朴实，没有华丽的装饰，没有石雕玉琢，既不高大也不壮观，洁白的粉墙上连着尖顶的校门，简简单单地挂上一块题写着校名的横匾：“陆军军官学校”。这几个大字，是清末才子谭延岂先生所书。谭的文学造诣很高，他的书法走笔，在浑厚中透着娇媚，刚健中带有骨肉。有人赞他所书写的“陆军军官学校”这几个字有颜筋柳骨又风姿透逸。

军校二门右侧墙壁上，挂着据说为蒋介石手书的校训——“亲爱精诚”。

二门门口的一副对联是：“杀尽敌人方罢手，完成革命始回头”。

李默庵记得学校还有一副对联，“左联是：升官发财请往他处；右联是：贪生怕死勿入斯门。横披是：革命者来。”李默庵说：“这副对联不知出自谁的手笔。它对黄埔师生最初的革命热情概括得十分精练、有力，让人一辈子也忘不了。”

各种激进的标语口号把整个学校装点得热火朝天：“打倒列强！”“打倒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完成民国革命！”“亲爱精诚，团结奋斗！”

黄埔军校所在的黄埔岛距广州市40余华里，从广州坐火轮到黄埔，一个小时左右就能到达。黄埔岛上林木葱茏，四面环水，山峦起伏，环境幽雅。黄埔军校正门对着珠江，视野十分开阔，令人神清气爽。

为了迎接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的学生，黄埔军校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李默庵回忆说：“欢迎仪式上，校长蒋介石、校党代表廖仲恺、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以及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都出席并分别讲了话。廖仲恺讲话比较长，他亲切、谦和，讲话入情入理。说我们的到来，为革命队伍注入了新鲜血液，增添了新生力量，说我们将来都是革命军的骨干，是救国救民的栋梁，要有革命的热心与恒心。并说总理孙中山致力革命40年，屡遭失败，尚未成功，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军阀仍在我们的国土上横行霸道，欺压骨肉同胞。我们应该成为国民军队的先锋队，向总理学习，跟随总理，精诚团结，努力奋斗。廖仲恺还说，我们革命一定能够取得成功！”

左权这批学生来黄埔军校之前就进行过严格的军事训练，所以校长蒋介石决定将这些孩子列为黄埔第一期，被编为第六队。第六队已经有过七八个月军事训练，所以到黄埔后除了补习一些军事课程外，主要的任务是政治学习。这些孩子温习了孙中山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上发表的演讲和他为军校题写的训词。

李默庵记得孙中山演讲稿的主要内容：

一、我们为什么要开办这个学校呢？要知道中国的革命有了13年，现在得到的结果，只有民国的年号，没有民国的事实。这样看来，中国革命13年，只得到一个空名，所以中国13年的革命，完全是失败的。

 

二、……我们今天开办这个学校有什么希望呢？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诸位学生，就是将来革命的骨干。有了这种好骨干组成了革命军，我们的事业就可以成功；如果没有好的革命军，中国的革命还要失败。所以今天在这个地方开办这个军官学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一挽救中国的危亡。

 

三、我们要把革命做成功，便是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在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一心一意的来革命，才可以达到革命的目的。军队之能不能够革命，是在乎各位将士有没有革命志气，不是在乎武器之精良不精良。

 

四、革命军是救国救民的军人。当革命军的资格，是要用什么人做标准呢？简单地说，就是要用先烈做标准，要学先烈的行为，像他们一样舍身成仁，牺牲一切权利，专心去救国。

 

五、我因为要维护共和，消灭这般贪暴无道的军阀，所以要诸君不怕死，步革命先烈的后尘，更要用这500人做基础，造成我理想的革命军。……

孙中山为黄埔军校题写的训词是：

三民主义，吾党所宗。

 

以建民国，以进大同。

 

咨尔多士，为民先锋。

 

夙夜匪懈，主义是从。

 

矢勤矢勇，必信必忠。

 

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左权将军钢铁般的意志是这样锻造的。在他年轻的时候，有这样一种强化的教育，他的人生注定是无私而忘我的。黄埔军校毕业的时候，他还不满20岁，但已经没有退路，他“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的信念在他心里扎了根。

左权到黄埔的时候，比他长7岁的周恩来也是刚刚上任，才26岁，担任黄埔军校第三任政治部主任。左权正是在周恩来影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史上主要人物的一个。入党的时候，他不满20岁。

在那个年代，黄埔是一块自由思想的乐土，在为国献身的前提下，青年军人根据个人的兴趣选择信仰并不受限制。三民主义、共产主义同时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激励着青年军人。《三民主义浅说》和《国民革命论》可以阅读，《苏联研究》、《社会进化史》、《社会主义原理》等宣传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同样也在青年军人中流传。

罗国明的《黄埔军校大传》中这样描写道：

在周恩来的组织和领导下，黄埔有了中共自己的特别支部。从大本营陆军讲武堂来到黄埔军校，来到这个处处充满了革命气氛的党军养成地，左权觉得天地宽了、视野阔了。一切，都是那样的新鲜而蓬勃，那样地召引着、激励着人。最吸引他的是黄埔军校的主义教育。怀揣刚刚发下的政治课本，走进教室，给他以惬意和从未有过的振作。

 

有一次，……左权在陈赓的床边坐下，一面与陈赓说话，顺手拿起陈赓丢在床上的那个硬纸面的笔记本子翻了起来。这时，他看到里面摘录有中国共产党最近在上海召开的一次扩大会议的情况，包括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等的发言提要。左权很惊奇，问：“这些东西并未看到在报刊上发表，学校也没有传达，你是从哪里得来的？”

 

陈赓一直注意观察对方的神情，又望着左权足有半分钟：“左权，既然你已经看到，我也就不必再瞒了，我也知道你心中的追求。告诉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些内容都是党的内部文件上的。”

 

左权把目光转到陈赓脸上。中国共产党，这是左权在湖南家乡读书时就曾经听说过的。他也知道，黄埔军校是国共两党合作后，为造就一支崭新革命军队而创立的，校中有许多共产党人。但是，当此刻陈赓向他表明了身份，当他明白了自己面前的这位湖南同乡，原在陆军讲武堂时就相好的同学，原来就是一位共产党员时，还是显得有些突然。

 

“你还有共产党的文件？”

 

陈赓说：“有。在黄埔军校，我们也有组织。我们存在的这个组织，不是为了和国民党的同志搞对抗，而是为了更好地和国民党同志携手搞联合。只是，我们在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同志联合奋斗的同时，还不想完全放弃自己。因为我们的目标，正是为了中国广大贫苦民众的翻身解放。在我们的这个组织中，有许多你将来可能会了解和相识的人。你听说过一队有个‘咱们十八汉’吗？听说过一队的蒋先云吗？”

 

左权说：“我知道。蒋先云是全校最优秀的学生，最受校长的喜爱。”

 

“蒋先云就是一名共产党员。一队‘咱们十八汉’中有4人是共产党。”

 

“我原来只是听说，周恩来是著名的共产党人。正是他到黄埔军校来主持政治工作后，使学生明了主义，使黄埔军校在广州这么多的讲武堂中独树一帜。我在陆军讲武堂时，就对他很敬仰。”左权说。

 

陈赓：“明天，我可以带你去见周主任。”

 

第二天傍晚，陈赓带着左权，一起来到周恩来在校本部楼上的临时住处。左权见周恩来果然热情平易，渐渐的，原来的拘束感没有了。他望着周恩来那张年轻略显消瘦的脸，听着周恩来那一句句明显带有苏北口音的话语，心头充满了从未有过的亲切。而周恩来所谈的许多他以前从未听过的道理，更使他感到是那样的朴实、生动，每一句都紧紧地牵动着他的心弦。不久，陈赓正式通知左权：“你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已经批准了，星期天上午10点，革命俱乐部B二楼。周主任要亲自为你主持宣誓仪式，务必准时到达！”

 

这一天，是左权一生中永难忘怀的。广州大东路国光书店楼上一间小屋里，左权等4人面对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庄严地举起了拳头。

油画《左权在黄埔军校》，作者：游健，2011年创作

这段描写一定有作者的推测与想象，史实究竟如何？比如身份究竟公开与否？是否要宣誓？这样的细节我们已无从知晓。同一时期入党的李默庵就说他没有举行入党仪式，甚至填过入党登记表没有，他也不记得。

陈赓比左权大两岁，是湘军将领的孙子，14岁就投奔湘军，4年后离开旧军队到长沙当了一名铁路工人，并在那里结识了毛泽东，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3年和左权同期起考入广州陆军讲武学校。在黄埔军校，他成了左权的入党介绍人。后来左权从苏联留学回来升至八路军副总参谋长，陈赓是八路军的一个重要的旅长。左权牺牲后，他的女儿左太北在党的怀抱里成长，到了读大学的年龄，上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这是1952年6月毛泽东让陈赓创办的学校。

周恩来说：“左权同志不仅是革命军人，而且是革命党员，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黄埔时代，这成为他以后近20年政治生活中的准绳。”

1925年春天，左权20岁了。夏天，程潜让李明灏从原陆军讲武学校即后来的黄埔一期第六队毕业的学生中挑选4人到苏联留学，要求是年纪轻，成绩好。而左权虽然是李明灏的表弟，但条件够。于是李明灏就选了左权与陈启科等4人去苏联。

当决定继续向苏联求取革命真经以后，左权给家人写信说：“我将东渡，恐10年不能还家，老母赡养，托与长兄毓林，陈妻年幼恐不能久待，可劝其另择配偶，我将全力贡献革命……”

刚满20岁的将军踏上遥远的异国之旅。他的坎坷由此开始。在苏联左权经过了怎样的幸福与痛苦，并影响到此后的人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