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权走上太行山的时候，已经经历过两个女性。一个是10岁时母亲为他收养的童养媳陈云青，一个是在苏联留学时的女友林友梅。陈云青比左权大1岁，他俩一个10岁一个11岁就生活在了一起，都还是孩子。1923年秋，18岁的左权做上了父亲，他的儿子取名福生。3个月后，左权向往革命南下黄埔，他叮嘱妻子：“家里生活很困难，你要耐心些，帮母亲多干点活。……你要把咱们的孩子带好，我在外面赚了钱就寄回来。”

当决定继续向苏联求取革命真经以后，左权给家人写信说：“我将东渡，恐10年不能还家，老母赡养，托与长兄毓林，陈妻年幼恐不能久待，可劝其另择配偶，我将全力贡献革命……”

苏联对于中国革命的这些火种，充满了疼爱。为他们营造了很好的学习生活的氛围。杨尚昆的夫人李伯钊多年后回忆说：“我是1925年冬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的，1929年同也在中山大学学习的杨尚昆结了婚。左权比我高一年级，1927年夏天他便转到苏联陆军大学（即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军事去了，但他每星期都来中山大学看电影。……左权到陆军大学后，结识了一位女友叫林友梅，后来他们结了婚，林友梅的丈夫是在大革命失败后被杀害的，她嫁给左权时已不甚年轻了。后来，左权被怀疑参加了托派组织——‘江浙同乡会’，受到了苏联有关当局和王明等人的严厉审查，林友梅在政治上是个比较脆弱的女人，因不堪压力，最终还是同左权分道扬镳了。……”

左权1930年一回国就到了中央苏区，血雨腥风磨难多，然后长征路，东征西征之后上太行。现有的资料没有显示在这近10年的时间里他与别的异性有过亲密交往。直到1939年22岁的北京姑娘刘志兰来到太行山上。

刘志兰

刘志兰是谁？

刘志兰生于1917年的北京。她的祖籍在河北，她的父亲到北京谋生并定居了下来。刘志兰出生的时候，她的父母已经有4个女儿。那个年代的中国人把家族香火的延续寄托给男性，所以，刘志兰的母亲生了这么多女儿，尽管个个如花似玉，但她企求为刘家生个儿子。刘志兰之后，母亲再次生下一个女儿后，当场昏厥。好在第7个孩子终于是个儿子了，刘家无限欢欣。

刘志兰的母亲第8个孩子又是个女儿。7个女儿个个流光溢彩又聪明伶俐，她们的整体实力让刘家名声大噪，这7个女儿被时人称为“七仙女”。可是刘志兰的父亲去世早，依傍北京师范大学，母亲靠出租房子和给租房学生洗衣做饭艰难地维持着一家的生计，养活8个孩子。生活的艰辛把她磨练成一个激情外向、很有个性的姑娘。

1935年，刘志兰在北师大女附中高三甲班读书，而后来嫁给彭德怀的浦安修在乙班。12月9日，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刘志兰、浦安修都被卷入这场抗日的洪流之中。从此，她们告别书斋，义无反顾地走上革命道路。

“一二·九”之后，北师大女附中成立了学生会，刘志兰被推举为负责人之一，不久，她又接任学生会主席。

“七七事变”后，刘志兰离开了沦陷的北平约好友杨慧洁一同去延安。她俩找到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那时，我党尚未做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到党内工作的指示，所以接待他们的同志说：“你们还小，延安很艰苦，你们不能去……”两位倔强的姑娘连续往八路军办事处跑了四次，还是没有被答应。最后她们说：“我俩都是共产党员，我们坚决要求参加抗日！”这句话引起了重视，一位负责同志答应送她们去延安，并给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写了封介绍信，介绍她们到陕北公学去学习。

到陕北公学报到时，由于介绍信上写的是：“……此二人自称是共产党员……”，所以暂时没让她们参加党的组织活动。她们被编到六大队女生分队。当时六大队共有4个分队，只有1个女生分队，刘志兰任分队长。刘志兰最先恢复了党的关系，被选入大队支部任支委。当时的生活很紧张，但也充满了朝气。天一亮，陕北公学的学生就出操，白天学习，晚上讨论及总结汇报，没有一点闲暇时间。在陕北公学学习了3个月便结业了，毕业后留在陕北公学，在分校当指导员，负责带新生。

当1939年春天来到的时候，我不知道随中央巡视团走上太行山的刘志兰是否预感到这一年是她生命的一个转折。一生的福与痛，都在这一年埋下了根由。

上太行山，嫁给左权

1939年2月，太行山迎来了从圣地延安来的中央巡视团，巡视团里的刘志兰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她的靓丽让苍黄的太行山有些不适应，她的独特的东方古典的优雅与革命新青年的激情融合得是那样的天衣无缝，字正腔圆的国语，声音悦耳动听。

当年与朱德同在太行山的康克清回忆说：

左权还没有结婚，老总十分关心他的个人生活，多次同我说要帮助他找个合适的对象。正巧，1939年春天，刘志兰随中央巡视团来到太行山八路军总部。他们一行12个人，代表中央的各个单位在晋东南做了许多工作。开晋东南妇女代表大会时，刘志兰代表中央妇委讲了话。她是浦安修的同学，聪明能干，十分讨人喜欢。我同浦安修商量，一定要把她留在晋东南工作。那时，浦安修已经调到北方局妇委。经过我们一番宣传动员，又做了巡视团领导人的工作，终于把她留到北方局。

 

这时，我想到把她介绍给左权副参谋长可能是最合适不过的了。朱老总一听，十分同意，立即征求左权的意见。恰巧，左权的心目中也正在想着她。刘志兰当时22岁，可算女同志中的佼佼者。我当时正忙着直属政治处的工作，一时脱不开身。老总决定亲自去找她谈。

 

老总找到刘志兰，问明她还没有男朋友后，就径直向她介绍左权的情况。……刘志兰对左权也有好的印象。但是她对恋爱持慎重态度，表示还要考虑一下再说。

 

老总认真地对她说：

 

“这事用不着多考虑啦！我看你二人彼此都不会有意见。左副参谋长就等着你的回话。”

 

他们那次谈话的结果，刘志兰答应先同左权见见面再说。后来她又找我和浦安修征求意见，还问我同老总当时是怎样结婚的。我如实地对她讲了，说：

 

“你们现在环境不同了，条件不同了。像左权副参谋长这样的人，这样的条件，怕你到别处再难找到第二个了。现在是战争环境，只要双方都认为合适，还是趁早结婚为好。”

 

以后不久，他们就结了婚。结婚那天，两位老总，我们大家都去了。许多人贺喜，喜气洋洋，十分热闹。

刘志兰怎么看这个婚姻？1982年她在给女儿的信中说：

1939年2月我参加中央巡视团到晋东南巡视工作，4月16日和你爸爸结婚是完全没有精神准备的。经朱老总亲自很诚恳的介绍（这以前我在晋冀鲁豫党的会上听到一次你爸爸做的军事报告，只听人们都很钦敬，谈不上什么印象），而且老总说不快解决就要并已经有点影响工作了。我把老总视为长者，由于是老总亲自说，我不好拒绝，而且很快结婚，是没有什么感情基础的。我那时的小资产阶级的情调是很浓厚的，我自视清高，虽然22岁了，接触人很多，但没有和任何一个人恋爱过（也没有对什么人有过好感）。所以结婚后要有一段了解和进一步发展感情的过程。现在回想我们的生活是幸福的，也是有感情的。但是我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主要顾虑他的安全……

康克清说：翌年，在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刘志兰生了孩子，因前方敌人扫荡频繁，不便带孩子，1940年8月刘志兰带着孩子回到延安。

刘志兰离开太行的时间是1940年8月30日，解放后担任外交部部长助理的龚澎和刘志兰一同上的路。龚澎是总部朱德、彭德怀的秘书刘文华的妻子。资料说：“刘文华和左权将军站在山坡上一直目送自己的夫人龚澎、刘志兰渐渐远去，消失在弯弯太行山道两旁的密林深处。……龚澎、刘志兰出发后在一个苹果园憩息，还每人买了一堆苹果，找人带给自己的丈夫。”

刘志兰作为一个要求进步的青年，一上太行山就遇到了朱德给她介绍男朋友这样的人生大事。朱德之所以亲自出面，大抵就是为了保证万无一失，他应该知道自己在青年心目中地位，以他的影响力为人做媒，有攀龙附凤思想的求之不得，没有这种思想的，如刘志兰，也不好不给个面子。左权再热情点，身边的人谁不想成全好事？于是这个婚姻就成功了。

但是，刘志兰怀孕和生了孩子以后，觉得自己从北京跑出来，并不是想嫁人做家庭里的女性，在丈夫的光环里偷生。整个青年时代关于人生的所有梦想，因为结婚而终止了。她苦闷，烦恼，向还没有彼此适应的丈夫倾诉……

刘志兰的信在太行战火后随左权的牺牲为历史烟云所淹没，而从刘志兰保存下来的左权给她的信中，我们约略可以读出年轻的刘志兰的彷徨与矛盾：

……我俩共同生活上以及你回延时的一些问题，你提这些问题的心情我是了解的。我不作任何意外的猜想。但是在别人表面的看来可能作出不同的了解。我俩的感情是深厚的。一切当不致发生问题，虽说你估计我可能愈走愈远，我也不能肯定的回答，如一旦有必要须要我走远或走近时我是毫不犹豫的担当的，但不管走到哪里去，离开你有多么远，只要我俩的心情紧紧的靠拢在一起，一切就没问题了。我没忘记你，也不会忘记你，兰，相信我吧！

关于共同生活上的一些问题，你感到有些相异之处，有些是事实。部队生活有些枯燥，加上我素性沉默好静，不爱多言，也不长言说，文字拙劣，真诚热情不善表露，一切伪装做作更作不出来，也不是我所愿，对人只有一片直平坦白的真诚，你当能了解。看到共同生活中这些之处而作适当的调剂，使之在生活上更加接近与充实，也有其意义的，我总觉得这只是次要的问题。如果把问题提到原则一些，共同生活更久一些，多习惯一些，那一切也就没问题了。志兰，你认为如何？对不对？

……亲爱的志兰，我的终身伴侣！我原谅你在苦闷的生活中写出这段话来。我本不愿提起这些，现在还不愿向你作应有的批评，免增你的不痛快，但见面时是需要说明白的，因为刺激我太深了。

刘志兰在信中究竟表达了些什么？是不是反悔了这个婚姻？现在我们从她多年后给女儿的信中能有些许的了解——

生了你以后，我们一家在一起生活仅仅三个月就分别了。那三个月中我的情绪也是不好的，自己带孩子落后了，总是觉得见不起人似的。那时的女同志不以带孩子为荣，不那么理直气壮。回延安后我一个人带着你，困难是可想而知了。在情绪最不好时我写了一封信给你的父亲说，早知如此我一切都不算了。这并不是什么变了心，而是气话。

那时我很年轻，对生活理解的太少，又处在双方远离，一时感情冲动，而错写了那么一封信，现在看了遗书后深感遗憾，悔恨莫及。他在政治上遭诬陷，创伤很深，也是这样解决家庭生活的原因，让我们回延安，我的信又刺伤了他，实在不该。

刘志兰估计左权“可能愈走愈远”，而左权说“一旦有必要须要我……我是毫不犹豫的担当的”。一个是纤细的女性的对于丈夫的担忧，一个是革命者以天下为己任的豪迈，他们的对话在那样的一个年代里，多么具有典型意义！

可是，这些生活细节上的疼痛不久就被天崩地陷般的灾难掩盖了……

左权殉国

尽管刘志兰估计过左权“可能愈走愈远”，但是她没有想到太行一别竟然成了永诀。1942年5月25日，刘志兰离开太行山不到两年的一天，左权血洒十字岭。

刘志兰后来对女儿说：“记得我得到传说以后，去朱总处看到你父失踪的电报，我又去问林彪时，他不肯定，但我已感到噩耗已成事实，回到党校三部，一个人黑夜里在山坡下痛哭失声，很多同志在山上听着，叶群他们把我劝回去，许多同志见我都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当时朱德和康克清都已在延安，康克清回忆说：

老总把左权牺牲的消息告诉我以后说：

“现在还没有告诉刘志兰，你看如何找她谈为好？”

“在战争中牺牲是很难预料的，不过这件事对她的打击太大，她今年才25岁啊！”

随后我们两人一起去看刘志兰。她已经知道了消息，一见我，两人就抱作一团哭起来……

朱德把自己写的著名的“名将以身殉国家”题上“志兰同志留念”，表达对战友左权的怀念，对刘志兰的安慰。

当消息正式对外公开后，延安的《解放日报》陆续发表了很多的追忆文章，7月3日，刘志兰的《为了永恒的记念——写给权》发表，它以一个特殊的视角，真挚的情感，在此后的年月里，逐渐被传播成一个不老的经典——

虽几次传来你遇难的消息，但我不愿去相信。自然也怀着这不安和悲痛的心情而焦虑着，切望着你仍然驰骋于太行山际，曾写道：“愿以20年的生命换得他的生存”。或许是重伤的归来，不管带着怎样残缺的肢体，我将尽全力看护你，以你的残缺为光荣，这虔诚的期望终于成为绝望！

 

……想到你十余年的战斗生活备尝艰辛，没有一天的休息。而今天，没有一句话就永远离开我们，痛感到不可弥补的遗憾。……我们都期望着将来有更多的时间共同生活，谁知这终身的伴侣只有三年就要永远分离，如有预知之明，我将尽全力来使你幸福，谁能逆料生离竟成死别！

 

……对于革命，我贡献了自己的一切，也贡献了我的丈夫。你所留给我最深切的是你对革命的无限忠诚，崇高的牺牲精神，和你全部的不可泯灭的深爱。为了永恒地纪念你，我将努力将二者紧密的结合起来，学习你继续你的遗志奋斗，在任何困难之下，咬着牙齿度过去。有一点失望和动摇都不配做你的妻子。

 

愤恨填膺，血泪合流，我不仅为你流尽伤心的泪，也将为你流尽复仇的血，你永远活在我的心里，今后悠长的岁月中，想到你将是我最大的安慰。

 

亲爱的，永别了，祝你安息！

在所有怀念左权的文字里，刘志兰的文章格外引人注意。她的表述方式在那样的一个年代里，具有震撼力，穿过历史的云层，今天捧读，依旧叫我落泪无声……

解放后的刘志兰

逐渐走出左权牺牲阴影的刘志兰重新组建了家庭，她的丈夫陈守中也是一位党的干部。解放后，陈守中于1954年8月到1963年3月在初创期的包头钢铁公司担任第一把手，奠定了包钢这个国有大企业最初的基础。

建国初期，刘志兰在北京市委党校担任教务主任、教育长、党委副书记，为了支持丈夫陈守中的工作，刘志兰调到包钢，担任设计院党委书记。1963年，他们夫妇俩，一起调到太原工作，刘志兰担任山西省委农工部副部长。

刘志兰真正受到了冲击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

文革结束后，刘志兰在山西医学院担任党委副书记、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委员。风平浪静之后，她思考着自己的一生，她想到了左权对她一生的影响，她想：如果左权不死，她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呢？

刘志兰1982年给女儿的信中说：

前几天在你爸爸墓前，我对你父亲的思念和为自己的40几年的苦难的生活而流泪了。我在去邯郸的火车上也在思念着这40年的“苦难的历程”。

 

……自1939年我们结婚，到1942年牺牲，他对我们短暂的家庭生活是满意的，信中几个地方都提到我们的感情是很深的，分别后互相是很想念的，他总是尽力完成他做爸爸的责任的。

 

如果不是1942年5月麻田之恨，日寇投降后我们一家团聚，以后的生活是会很美满的。他对我们两人的照顾都是会很好的，绝不会像他抛开我们以后的那种情景。

晚年的刘志兰查出了淋巴癌，山西医学界的朋友给予她很好的治疗。但是她一生的朋友浦安修处在病痛与矛盾中，刘志兰继续着与的友谊。当浦安修因癌症住院后，刘志兰从太原到北京来，陪伴她的老朋友。

浦安修在刘志兰的帮助下，立了遗嘱。当浦安修病情进一不恶化以后，刘志兰悄悄地回到了太原家中，她不愿意看到老朋友的离开。

她1991年10月12日给老朋友杨慧洁写信说：

人生实在过得太快了，坎坎坷坷，爱爱患患，不觉我们都70岁以上了，像我们和安修这样互相了解很深，感情真挚，相濡以沫的老朋友正如你说只有我们三人了。她又在很不情愿、渴望生活的心情下不得不走了。她的小孙子在灵前献了一条挽联：“奶奶一路顺风！”其死后的路如一阵烟灭，一阵清风，有什么不顺风的，但数十年的生活过得太艰难，太压抑了，直到闭紧了眼睛，我觉得这是得癌症内部的主要原因。她的去世对我的情绪影响很大，怅然若失很久，眼前常出现她的音容笑貌，过了很久才缓和了。

1992年当刘志兰病重住进医院，在北京的左太北到太原陪了母亲一些时日，母亲与她聊天，左太北从母亲的话里感觉到，母亲该做的都做完了，她把浦安修的事办妥了，对左权的唯一的女儿也很放心，对太原的家也很满意，没有遗憾，没有委屈，没有放不下的事了。……她只是想给孙子一个独立的房间，给孙子一张像样的书桌。……

看到母亲很好，有工作在身的左太北就出差去了，但是，半途中，她接到继父的消息，要她马上返回太原，1992年4月24日，母亲的眼永远地闭上了……

癌症最终夺去了刘志兰的生命。

刘志兰没有去邯郸烈士陵园寻找左权，她的骨灰埋在太原的一棵普通的松树下，没有任何标志，她的意思是就这样像烟一样流逝……

刘志兰生前将自己保存了几十年的左权在太行山炮火里写给自己的11封信，留给了女儿左太北。她只让女儿保存，不想让她示人。她说：

如果说留遗产的话，这就是遗留给你的最宝贵的遗产。

左太北

刘志兰带着她和左权的女儿左太北从太行山南下洛阳，再折向西到西安，最终到达了延安。从1940年8月30日与左权分别，一直到10月26日，将近两个月之后，左权才知道她们平安地抵达延安，心中的“悬念当然也就冰释了”。

当时的延安已经成立了第一个红色幼儿园——中央托儿所。毛泽东让女儿娇娇（李敏）第一个报名。中央托儿所初创时只有6间窑洞，第一批“入托”的，有毛娇娇、罗小金（李铁映，李维汉的儿子）、谢定定（谢觉哉的女儿）、王苏云（王首道的女儿）、傅维芳、贾丽丽、小胖等7个孩子。

左权的女儿回到延安，最好的去处就是中央托儿所。我们从《左权将军家书》中可以看出，刘志兰带着孩子一到延安，左权就建议她把孩子送进托儿所。1940年11月12日晚，左权在太行山对远在延安刘志兰说：“志兰：你到达延安后，应即把太北送到托儿所去，你能很快的进学校，这是我的愿望，想你也同感。太北到托儿所后不一定有亲自养育的好，但想来也不会坏的，你应放手些。”一个月后在12月23日晚左权又写了一封信，说：“小儿送托儿所没有？”

1942年5月5日，左权牺牲前20天，在给刘志兰的信中说：“北北离开了慈母的怀抱、亲身的抚养，她一定会时刻哭脸，感到孤单。可怜的孩子，不到两岁就脱离了父母的亲身养育，我很遗憾也很不放心，但一念及着你，尤其不愿担搁你的前程，也就只有和应该这样作了。的确在现阶段上，求得十全齐美是不可能的。好在她在保育院有较好的养育，同时你还在延安时常还可照料着她。”

资料显示：到1942年年初，托儿所拥有了20多间窑洞，“入托”的孩子增加到几十个。在前线与日军作战的将领也把他们的孩子送到了延安，刘伯承的儿子刘太行、邓小平的女儿邓琳、左权的女儿左太北、任弼时的女儿任远征、杨勇的儿子李小平，以及黄镇的女儿黄文、黄浩……

左太北对我说：

我从记事起就吃的是“大锅饭”，从来没有饿着过，老有饭吃，是很低水平的共产主义。反正“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托儿所就是我的家，托儿所就是我的全部生活。1942年5月，我父亲在太行山牺牲了，可是我没有任何感觉，有没有父亲对那时的我来说真的很无所谓。

 

我从来就不羡慕谁，一向很乖的我，对任何人没有任何特殊的要求，也没有和任何人有什么贴心的话，也没有对谁有感情的特别依赖。这些都是我的特殊的生活经历造成的，我一生很单纯，很平和。

 

回想一生的历程，我觉得父亲去世以后，母亲把我交给组织了。因此，即使母亲在北京工作的那几年，我也是住校读书。很少回家。

2007年5月，买了晋中美术家协会主席的国画赠送给左太北

左权牺牲后，他远在湖南老家的母亲依照乡俗，觉得她最小的儿子名下无子，就自做主张将左权大哥的小儿子左山过继给左权为子。在老人的理念中，左权不能无子。

左山，1927年4月生于湖南醴陵，因为左家与李明灏的关系，李明灏推荐左山到南京中央大学读了书。在那里，左山师从竺可桢学习气象。

刘志兰离开北京到包头工作的时候，把女儿带到彭德怀家里，将左太北交给自己的好朋友浦安修。一直没有过家庭生活的左太北，在彭家，有了短暂的家庭生活。素以火暴性格著称的彭德怀对温文尔雅的妻子呵护有加，对战友左权的女儿视为己出。

一次在中南海散步，彭德怀突然问小太北：“你想见毛主席吗？我这就带你去！”左太北坚持不去，不是害怕，就是不想去。

1951年“六一”儿童节前夕，毛泽东在中南海家里会见了八一小学的7名小学生代表，其中有左权的女儿左太北。毛泽东一一询问着孩子们的个人情况。

“你叫什么名字？”

“叫太北。”

“为什么叫太北呢？”

“是我爸爸起的名字，我生在太行山北边。”

“你的爸爸？……”

“我爸爸是左权。”

“噢……”毛泽东“没有说话，沉默了片刻”，“伸出手去，把小太北的手紧紧握在了自己一双温暖的大手间。小太北天真无邪，满脸稚气，所有的孩子也都没有说话，空气似乎凝固了一瞬。”

毛泽东“把太北拉过来，详细询问了她离开延安到北平这一段的经历，关切地询问：‘你星期六回哪里去？’太北回答：‘回东总布胡同的妈妈家。’毛泽东又询问了太北妈妈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最后临别时，毛伯伯还特别叮嘱边老师说：‘八一小学有不少烈士子弟，他们是烈士的骨血，要好好抚育他们、培养他们。’”

毛主席主动拉住左太北合影

左太北高中毕业后上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她认为这是她继承父业的最好方式。毕业后，左太北分在国防科研院所，后一直在国防工业部门做计划工作。结婚，生孩子，她过着普通人的生活。一直到1982年收到家书前，她对于父亲没有多少感性的认识。

1982年，刘志兰将三份历史文物寄给女儿左太北：

第一，左权将军写给刘志兰的11封信。

第二，1939年12月新婚不久的左权夫妇为朱老总生日写的献词稿。

第三，在左权身边工作的刘志兰胞弟刘志麟于1942年7月15日写给刘志兰细述左权牺牲情况的一封信。

这批伴随了刘志兰大半生的物件，一下子把左太北拉回到40年前。读这些信，左太北流了不知道多少泪，42岁的她才真正从这里读懂了，什么叫喜欢，什么叫父爱！

左权想知道左太北的一切，他时时沉浸在因太北的成长带给他的快乐与幸福里，同时就想到了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有愧疚，有自责。在第一封信中他就问：“带着太北小鬼长途跋涉真是辛苦你了……你在征途中及‘长征’结束后，身体怎样？太北身体好吗？没有病吗？长大些了没有？更活泼些了没有？有变时请一一告我。”后来说：“这个小宝贝小天使我真是喜欢她，现在长得更大更强壮更活泼更漂亮，又能喊爸爸妈妈，又乖巧不顽皮，真是给我极多的想念与高兴。可惜天各一方不能看到她抱抱她。……默念之余只得把眼睛盯到挂在我的书桌旁边的那张你抱着她照的像片上去，看了一阵后也就给我很大的安慰了。”……“看到太北的像片及你对太北的描写，那样活泼可爱的样子，更增加了我的思念。时刻想着如果有你及太北和我在一块，能够听到太北叫爸爸妈妈的亲恳声音，能够牵着她走走，抱着她玩玩，闹着她笑，打着她哭一哭，真是太快乐了。可是我的最亲爱的人恰在千里之外，空想一顿以后，只得把像片摆出来一一的望着，对于太北由于有妈妈妥善的抚养是很幸福的，做爸爸的也沾了光，但也决不会忘记。现太北大病初愈希望很好保育，做爸爸的只要一有可能，绝不会忘记应尽的责任的。”

左权思念女儿，首先是孩子的成长与健康状况。左权说：“知道北北天天的长大起来，更懂事更活泼，我很高兴喜欢。”……“北北病后恢复情形如何，想来她不致再有病了。一定长得更大、跑得更快、更活泼更可爱更懂事了。”“……太北已1岁半多了。想来北北一定能走路也走得很好，左右摇摆的步伐是过去了，定能讲得很多话、懂得很多事了，定能更多的给人喜欢与爱抚。在你妥善养育之下，她是很幸福的，如无疾病的话，我是很放心的。”……“当知道北北长得很好得很大更懂事又顽皮更可爱，感觉非常高兴，非常痛快。”……“北北需要的营养品还没找得，白糖在根据地里已早买不到了，禁止入口，那包糖果是别人送的没有吃。”

左权思念女儿，其次是孩子的冷暖。“小东西还是很怕冷的。今冬怎样？手脚没有冻坏吧？前寄的小棉衣能穿吗？”……“买给北北的两件夏天衣服早就买了，没有妥当人带故延至现在。衣服大了许多已改了一次，剪小一些但还是大，大概明年还不能穿。做的夹大衣及棉大衣或许可用。帽子恐小了。那张绿色的绸子色不甚好，可做里衣裤穿或替北北做一两件小衣裤也可以随你处理。”

左权思念女儿，再次是孩子的教育，左权在教育内容上希望孩子记得他这个爸爸，在形式上反对体罚。左权说：“不要忘记教育小太北学会喊爸爸，慢慢地给她懂得她的爸爸在遥远的华北与敌寇战斗着。”“想来北北一定很好玩，很可爱，对于妈妈她一定认识了，不会叫错，爸爸她一定忘记不认识了，注意勿教她弄错了爸爸（一笑）。”左权又说：“太北这样活泼可爱的宝贝不要打她……想来你爱她之心和我是一样的，或许‘打她一顿’的话是向我发牢骚的，不是事实。希望这仅是发牢骚，不是事实，那太北就幸福了。”

在左权生命的最后，他依旧爱着孩子，但关于孩子的一切，他让刘志兰全权处理。1942年5月5日，距左权牺牲还有20天的时间，他给妻子的信中说：“对于太北我是很喜欢她的，你当同感。如逆流万一不幸而来到，你尽可不必顾及我，大胆的按情处理太北的问题……”1942年5月22日，距他的牺牲只剩下3天的时间了，他再次写信强调：“重复说，我虽如此爱太北，但如时局有变，你可大胆的按情处理太北的问题，不必顾及我，一切以不再多给你受累、不再多妨碍你的学习及妨碍必要时之行动为原则。”

从这样的话语中，我冥冥然感到有一个暗示，左权是否意识到他的危难，他的困境，他的生命行将结束？

我1998年认识左太北，从第一次见她到现在因为写作多次找她，每一次我都陪她落很多的泪。42岁才获得的父爱，对于她来说，的确是太迟了，但这个父爱温暖着她的后半生。

2018年2月，代表左权县刘二萍部长看望左太北 

忠诚，有为，爱。

在左权将军37年战斗光辉的一生中，我读出了这样五个字。

忠诚，忠诚自己的国家与信仰。

有为，在职业生涯中奉献一分子的力。

爱，爱家人，爱朋友，爱自己。

左权将军以37年的生命历程做到的，我们用更长的时间，可以做到吗？